书号成了商品，哪有图书精品？
“第五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已落下帷幕，这是对2008年云南文艺优秀作品的一次检验，在过去的一年里，云南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绩，很多作品获得了全国性或者国际性的文艺大奖，让云南的文艺蜚声海内外，为云南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精品工程评选也是云南文艺蓬勃发展的一种展示。勿庸讳言，云南文艺各个门类所取得的成就又是不均衡的。
文化精品工程奖的评选，就图书类来说，除了展示和检验近期云南文艺作品创作与出版现状的作用外，它还承担着为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申报作准备的任务。因此，滇版书的份量与云南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图书能否获奖有直接关系，而是否在全国图书大奖中获奖，是评价一个省文艺出版事业状况的标准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本次评选中，滇版书的状况是令人忧虑的。我参与了“云南文艺精品工程·图书奖”的评选工作，面对各级组织报上来的图书，以及最后的评选结果，不能不让人对滇版文艺图书感到忧虑。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滇版文艺图书精品不多，份量不足。
进入复评的有28本书，入围云南文艺精品工程奖10本，其中有七本是省外出版的，与滇版书没有关系，也就不能由云南来申报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滇版的三本，说实话，有两本入围得较为勉强，因为评委们考虑到报“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只能报滇版书。余下的一本是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的，云南作家黄晓萍写的《真爱长歌》比较符合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标准，但能否获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没有必胜的把握。
从这次报上来的精品书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近年来云南文艺创作很有实力、在外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大多没有在云南出版他们的作品。这次报上来的范稳的《悲悯大地》、潘灵的《泥太阳》、《翡暖翠寒》、存文学全面展示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我们的太阳》，都不是滇版书，杨杨探索新的云南文化元素的《雕天下》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发行效果，却是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发行上万册，和志刚抒写自己身残志坚的长篇纪实文学《假如上帝还我一双手》是由昆仑出版社出的，熊清华的《至爱极边》发行二万册，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的，汤萍的儿童文学作品《魔界系列》丛书，发行也过万，也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的。这些作品与全国大奖的距离都不遥远。
可见，滇版文艺图书不是缺少优秀的作家作品，而是滇版书与云南优秀作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隔绝状态，这是滇版文艺图书份量不足的第一个原因。云南不是没有好作家好作品，而是他们大多都到省外出版图书去了，为什么？
笔者曾在出版界从事五年的文艺图书编辑工作，对此稍有了解。一是云南出版界还远远没有完成自己的品牌战略，滇版文艺图书的品牌无论是在读者还是在作家的心目中都还不够份量。二是云南文艺图书的发行能力很有限，发行能力的问题，与“品牌”份量有关，也与通畅的发行网络、灵活的发行机制有密切关系，还与发行者的群体能力、水平有关。笔者在出版社时曾为编辑出了好书，却发行不出去深感苦恼！这两个因素导致云南优秀的作家作品与“滇版书”产生了隔绝状态。作家写出了好作品，都希望在一个有影响是名牌的出版社出版，发行得更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云南的出版界正处于从文化事业向完全企业化的转制过程中，在这个期间，管理机制的调整和员工心理状态的调整，也必然反映在图书出版的质量上来。好的图书追求的目标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既有市场的发行量，又有推动文化发展、文化积累的价值，提供符合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精神产品。认可的标志，一是图书在市场上的发行量，二是图书在各类评奖中的获奖情况。
目前，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大约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由出版社投资并必然要求走进市场的所谓“本版书”，出版社对这类书承担着风险，必须精心选择，精心编辑，想办法扩大市场占有量。一个出版社的品牌与质量基本体现在这类书上。另一类书被称为“对口书”，既由作者方出资，编印好后基本由作者方拉走。出版社完全没有风险，大多印数为千册，走不进市场。其中少部分“对口书”会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价值，大多数没有多少社会效益，更谈不到经济效益，一些书的出版是变相的买卖书号行为。这类书既没有走进市场，又少有获奖的可能。“对口书”的出版使得本来无所谓“价值”的书号，成为稀缺资源，成为可以标价的商品。“书号有价”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现象，书号的无限量放开，回归书号的无价本质，是中国出版界的发展大趋势，也是与世界图书出版接轨的必然要求。
云南出版界在转制的过程中，文艺图书的出版，管理机制及员工的心理调整未能跟上发展要求，影响到了图书质量的整体提高，从这次精品工程评选中“滇版书”的份量也可以看出。如果做一个调研统计，就会证实，近两三年来，云南文艺图书主要出版的是“对口书”，而非“本版书”。有的文艺图书编辑部基本上只出“对口书”了。换句话说，出版社是利用了书号资源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却还没有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这次申报精品工程的许多图书，都是没有走进市场的“对口书”而非“本版书”。是否属“对口书”，明眼人拿在手上略翻一下就可知道。那些印数仅有一两千册的，那些为节约成本印装简陋、版心拥挤、错误百出的，或者那些不计成本超豪化印装的（这类作者能获取某种公共资源），基本上属于“对口书”。这类书基本没有获全国大奖的可能，因为它的发行量远远达不到获奖要求。
大量编辑“对口书”使得品牌意识淡化，已经初步建立的品牌效应也逐步流失，市场份额的占有率减少。利用书号资源大量编辑“对口书”，使得编辑丧失风险意识，也就不可能建立市场观念，难以懂得图书市场的运行规律。久而久之，编辑与出版成为简单化的操作流程。习惯了三流以下作者的阿谀奉承，不会与一流作家打交道了。丧失与作家的对话能力是不可能得到好作品，也编不出好的文艺图书的。在文艺出版界，好的学者不一定能成为好的编辑，但历史告诉我们，好的文艺图书编辑一定是好的专家、学者或者作家。主要依靠书号资源编辑出版图书，面对一部书稿，首先想到的是“拿钱来！”，对一部书稿的价值判断也变得麻木了。如果这次《雕天下》在云南出版，面对杨杨这位没什么名气的作家，云南文艺出版的编辑们可能会让他“拿钱来！”如何准确判断一部书稿的价值，如何与作者一道研究、修改书稿，如何在出版过程中加强编辑含量，努力提高图书的文化品质、加强市场竞争力，这些本应成为编辑出版者的基本工作却淡出了编辑意识。优秀的作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书稿落到能力低下的编辑手中出版，他无法帮助你提升书稿的品质，还有可能降低你的图书品质。而习惯于编辑“对口书”的文艺编辑面对作者往往拥有一种施舍心理：帮你出书！其实出版一本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图书，对出版社和作家来说是双赢关系，不存在单向度的谁帮了谁，或许，出版社还应更多地感谢作家一些。
这次滇版文艺精品图书份量不足的问题，反映了云南文艺出版的一些深层问题，应该引起相关方面足够的重视，从管理机制到观念意识的调整，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